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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的洋人大臣以及简单介绍

发表时间:2019-07-24 13:41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病死于寓所。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

  康熙八年三月初一日(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初九日(4月9日)礼部再奉旨,“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

  在1665~1669年的数年间,南怀仁进行了多项科学技术活动。他的最早描述天文观测的著作《测验纪略》一卷(1669),就是在此期间撰著的。该著作实际上记述和图示了南怀仁在重新受到任用之前,所进行的两次重大天文观测的情况。即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1668年12月27日~29日)测验和推算日影;康熙八年正月三日、十七行政八日(1669年2月3日、17和18日)测验和推算立春、雨水两节气,以及太阴、火星和木星的躔度。《测验纪略》在大约1671年或稍后出版了拉丁文本,名Liber Observationum,有6双页文字说明,并有12幅图。

  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

  郎世宁除了作画外,还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参与了圆明园内长春园欧洲式样建筑物(俗称西洋楼)的设计和施工。大概就在郎世宁为修建长春园工作期间,一度担任过掌管皇家园林工作的奉宸苑苑卿的职务,官职为正三品。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公元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他七十八周岁生日的前三天,病逝于北京,其遗骸安葬在北京城西阜成门外的欧洲传教士墓地内

  4.康熙朝中期的洪若翰、白晋、刘应、张诚--4人有“国王数学家”称号,其中有2人,洪若翰和刘应献上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病,还救了康熙一命。。。

  展开全部马国贤(公元1692—1745年)原名Matteo Ripa,意大利那不勒斯人,传教士,于公元1710(康熙四十九年)抵达澳门,随之北上京师在宫中供职,擅长绘画、雕刻,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中国的宫廷画家将承德避暑山庄中的山光水色绘成三十六景,由马国贤根据原画刻制成铜版,印出了一套《御制避暑山庄图泳三十六景》(《热河三十六景图》)的铜版画。马国贤后来还与其他的欧洲传教士共同以铜版印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地理史上第一部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此后,马国贤共镌刻中国地图44幅,并应康熙之邀, 将雕刻铜版技术传授给中国人。这是铜凹版印刷术最早传入中国的情况。马国贤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回国。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南怀仁是耶稣会士中数一数二的杰出人物。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他先在布鲁日读了一年书,后在库尔特来读了四年,又在卢汶攻读哲学一年。

  1641年,年方十八,进了耶稣会初学院。他曾有五年之久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因传教心切,两次从西班牙赴美洲,均未如愿。1657年,他的长上派遣他随同卫匡国(M.Martini)神父去中国。抵达澳门不久,于1659年发愿。

  南怀仁和利玛窦(M.Ricci)、汤若望(J.A.Schall von Bell)两位神父有著很多相似之处;对科学有很深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热情,以及其他操守方面的优良品德。对当时信仰基督还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传教事业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汤两位神父外,几乎再无别人能比南怀仁更重要了。

  在他廿九年的传教生活中,专心从事宣传福音的工作。经南怀仁神父的努力,使长期被流放在外的一批传教士得以回归教区工作。

  1659年,他先是被派去陕西,和李方西(J.F.R.de Ferrariis)神父共同工作。后于1660年被调往助年事已高,出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

  1664年,由于杨光先和四名辅政大臣的发难诬告,使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并整个天主教受到迫害。时汤若望因身患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寸步不离,不辞自身的艰险为这位难友在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

  当时在京的四位神父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其中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他们除祈祷外,又为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听神工,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并讲述圣教初期的教难事迹。

  1669年清帝降旨开释南怀仁、利类思(L.Buglio)和安文思(G.de Magallaens)。但汤若望已于三年前去世,其他传教士仍流放在广东。自此开始逐渐复职。著令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

  南怀仁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不失时机而又审慎地请求皇上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回归内地,并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皇帝即出谕旨,保证凡在他幼年辅政时期遭受磨难的神父可安心向他呈诉。于是南怀仁和两位同会会士奏请追究杨光先等僭越大权,假公济私进行诬陷,禁止宣扬真教并驱逐传教士一案。经有关各部及王公大臣等会同审议后,终于皇谕公布:天主教教义教规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明并无违反国家利益庶民职守之道。为此,凡被逐教士可回原堂从事本职。谕旨并为汤若望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墓。这道谕旨在1671年颁布。

  1675年,南怀仁又作出了为人称誉的业绩。当时吴三桂叛乱,并挫败清军。因吴三桂叛军盘踞山区,非大炮就无法进攻。南怀仁当时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除此之外,南怀仁从事于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大量工程:如开掘运河,疏通河道。在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他从不忽视宣传信仰方面的本职任务。

  他为人谦虚热诚,急人所急,不遗余力;但律己甚严,视世荣如敝屣,坚守神贫,苦身克己;他恪守修会职责,视富贵如浮云。

  南怀仁一直怀著为主致命的期望,他以高度的耐力承受了病中的剧烈痛苦。1688年,领受终傅圣事之后,安逝于主怀,享年六十五岁。

  然而,现代人研究发现,南怀仁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黑暗--迫害中国的火器制造家。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就是发明了世界上最早机关枪的戴梓。

  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做的一件大事是改造观象台,重造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康熙八年(1669)八月着手,经过四年多努力,于康熙十二年(1673)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北京观象台上,它们是: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又名象限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这些仪器取代了深仪和简仪等传统仪器。

  南怀仁主要参考第谷的设计,同时吸收中国和造型艺术,将欧洲的机械加工工艺和中国的铸造工艺结合起来,实现他的设计。这些仪器在中国历史上是先进的。

  南怀仁后来还制造过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多种天文仪器,并著有《赤道南北两总星图》(1672)和《简平规总星图》(1674)等。

  南怀仁设计监制的仪器,典雅精美,它们不仅是观测天象的仪器,而且也是瑰丽的艺术品,它们作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历史见证,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

  在制造和安装观象台新仪器的同时,南怀仁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详细记述,绘图立说。他于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1674年3月6日)将《新制灵台仪象志》共十六卷进呈,并请镂版刊行。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的“序”中,说明了天文仪器的重要性,“历必有理与象之数,而仪器即所在首重也。夫仪也者,历之理由此得精焉,历之法由此得密焉。”也谈到了天文仪器与历法的关系。“稽历者必以仪为依据,明历者必以仪为记事录,失推者必以仪而改下,算合者必以仪而参互,较历者非仪无由而信,从历者非仪无由而启悟。良法得之以见其长,敞法对之而形其短。甚哉,仪象之为用大也。”他还指出,仪器“有作之法,有安之法,有用之法“,其造法必以天象为准”,要求“广大、轻清、坚固、微妙”四者兼备。

  康熙十七年七月,《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编撰完成。南怀仁将汤若望天顺治二年十二月所著诸历及二百年恒星表,相继预推到数千年之后。

  《康熙永年历法》实际上是一部天文表。它分为八个部分——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以及交食,每一部分名四卷。各部分的开始给出一些基本数据,然后给出某一天体二千年的星历表。根据这些星历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编出民历。

  在1665~1669年的数年间,南怀仁进行了多项科学技术活动。他的最早描述天文观测的著作《测验纪略》一卷(1669),就是在此期间撰著的。该著作实际上记述和图示了南怀仁在重新受到任用之前,所进行的两次重大天文观测的情况。即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1668年12月27日~29日)测验和推算日影;康熙八年正月三日、十七行政八日(1669年2月3日、17和18日)测验和推算立春、雨水两节气,以及太阴、火星和木星的躔度。《测验纪略》在大约1671年或稍后出版了拉丁文本,名Liber Observationum,有6双页文字说明,并有12幅图。

  清代,由于平叛战争、抵抗外敌侵略和统一中国的需要,康熙年间曾大量制造火炮。自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1675-1721),清政府制造各类火炮达905门之多。无论在造炮的规模、数量和种类方面,还是在制炮的技术和火炮的性能方面,都达到了清代火炮发展的最高水平。而南怀仁则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西方传教士实不愿制造这些杀人利器,但帝命不敢违,不得已勉为其难。所以火炮铸成后,均行祝圣礼,供天主像,以教中圣人名号刻其上,并向教宗报告,得到教宗的许可。

  由史料记载可知,南怀仁在1674-1676年间,制造轻巧木炮及红衣铜炮共132门,1681年制成神威将军炮240门,后来,又制成红衣大炮53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神功将军炮80门。因此,南怀仁造炮数量至少为566门。南怀仁所设计的火炮有三种被选入清代国家典籍——《钦定大清会典》。其一是“神威将军”炮,其二是“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其三是“神功将军”炮。

  为表彰南怀仁造炮有功-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682年5月16日)奉旨加南怀仁工部右侍郎职衔、又加一级。

  南怀仁制造的火炮,至今犹存。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藏有一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南怀仁对清代火炮技术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火炮的“准炮之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写成专著。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二十七日,南怀仁进呈《神威图说》一书。这部著作主要论述神威将军炮的“准绳之法”,“阐明其所以然,逐备二十六题之理论,四十四图之解说,并加数端同类之用法”。

  《神威图说》当时未曾刊刻,这部有关炮术理论的著作似乎已佚失,不过,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在其所著《形性之理推》一书中,用了近21页的篇幅,分16个小题目,详述了如何利用“正对星斗之法”来“改正炮偏向”,如何使用他所制定的“炮弹远度比例表”、“炮弹高度表”、“推重物道远近高低之仪”、“炮弹起止所行顷刻秒微之表”以及“三率法”计算公式等内容。

  南怀仁的“准炮之法”包含了两方面内容:其是利用“正对星斗之法”改正炮的偏向,提高火炮的射击精度。再次是根据炮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决定炮的仰角,以便炮弹击中目标。

  南怀仁不仅对中国天文历学的发展、火炮的铸造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开阔中国人对世界的视野方面也有很大贡献。

  南怀仁曾编撰了数种地理学著作、绘制了数种地图,它们成为17世纪地理学和地图学在中国发展的标志。这些著作大多撰著于17世纪六七十年代。

  它们是:《御览西方要纪》一卷(1669)、《坤舆图说》二卷(1674)、《坤舆外纪》一卷、《坤舆格致略说》一卷(1676)。

  在南怀仁与利类思和安文思一同居住在东堂的时候,1668年12月26日,(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遣人向他们问询有关欧洲的风土国俗等情况。不久,即1669年春,他们向皇帝进呈了三人合著的《御览西方要纪》。这是南怀仁的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内容涉及欧洲的一般地理知识、以及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要纪》一卷,包括国土、路程、海舶、海奇、土产、制造、西学、服饰、风俗、法度、交易、饮食、医学、性情、济院、宫室、城池、兵备、婚配、教法、西士等共21节。

  南怀仁在《西方要纪》的末尾,没有忘记强调天主教对欧洲文明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皇帝给予来华传教士的礼遇洪恩表示了感激之情。

  1674年,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在北京刊行。该书分上下二卷,为解说同年所刻的《坤舆全图》而作。上卷包括:地体之圆、地球南北两极、地震、山岳、海水之动、海之潮汐、江河、天下名河、气行、风、云雨、四元行之序并其形、人物;下卷包括:亚细亚洲及各国各岛分论14则、亚墨利加洲及各国各岛分论14则、墨瓦蜡尼加洲、以及四海总说、海状、海族、海产、海舶等。下卷末附异物图,有动物(鸟、兽、鱼、虫等)23种,以及七奇图,即世界古代七大奇迹等,共32幅图。

  《坤舆图说》的内容,卷上为自然地理常识,卷下的内容,多为人文地理方面,关于五大洲的记述,多采自《职方外纪》而略加新说。

  《坤舆格致略说》一卷,1676年刊行于北京。该书有徐光启的长孙徐尔觉(1603-1680)写的序。实际上是《坤舆图说》的简编,但略去了地图方面的几乎所有知识。仅述及世界上各种奇闻,诸如动物、植物、古代七大奇观、以及其他稀罕的事物,皆短篇,寥寥数语,多已见于《坤舆图说》或《职方外纪》等书。

  《坤舆格致略说》述及宇宙学、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性知识,地理学方面只是大略地涉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和南极洲的情况,内容部分取材于《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

  南怀仁于1674年(康熙十三年)完成了《坤舆全图》的绘制。该图系木刻、着色,由两个半球图组成。东半球为亚洲、欧洲和非洲;西半球为北美洲和南美洲。半球图的直径为150厘米,即比例尺为1:1700万。整个地图分成八长幅(每幅约为180厘米*50厘米),东西两半球各占三幅,头尾文字注记占二幅。该图采用球极平面投影,这是在欧洲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流行的地图绘制方法。图上经纬线均以十度划分。本初子午线通过顺天府,东、西半球线连续标度。纬度以赤道为零度,有南、北纬之分。图上还有南、北回归线和南、北极圈线。

  《坤舆全图》的幅面很大,除主要部分表示各大洲(亚细亚洲、欧逻马洲、利未亚洲、亚墨利加洲、墨瓦蜡尼加洲,以及新阿兰地亚)之外,南怀仁在图的四周分布了14大段注记文字,解释自然现象,尤其是气象现象。它们的标题分别为:论四元行、论南北极、地圆这研究、论地体之圆、论雨云、潮汐之理、论风、海潮、论气行、论海水之动、论地震、论人物、论江河、论山岳。图上还有带注解和说明文字的地名,以及绘有欧洲不同类型的帆船、陆上和海中的珍奇动物几十种。

  南怀仁在《坤舆全图》的注记文字中,宣传了自然地理方面的许多知识。他解释了因地球是球体而具有的各种自然现象,因月球环绕地球运动而引起潮汐的周期性消长,雨和云系大气中水汽凝结而成,风和公海上影响航行的季风的成因,各地不同的气候状况导致了文化的地区性差异,以及江河的起源、山岳的形成、空气的运动等等、南怀仁还批评了中国人对自然现象的迷信观念,如有关月食和地震的错误说法。

  《坤舆全图》上注记内容与《坤舆图说》内容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是完全相同的,也有一些作了增删和修改。

  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一样,是来华耶稣会士绘制的最具影响的世界地图。

  南怀仁在地理学方面,除了编撰著作、绘制地图之外,还参与实际的勘测工作。早在他制造天文仪器之前,他与利类思和安文思,就制作过一个测量路程的器具——里程计,于1669年4月4日(康熙八年三月四日)进呈皇帝。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南怀仁又制作过一具。于测量距离之外,他也注意到经纬度的测量。在《仪象志》卷三和《仪象图》图一О一、图一О二,南怀仁描述了在陆上和海上测量经纬度的方法。南怀仁两次随驾巡幸各地期间,沿途进行天象观测以及各地北极高度的测量,其工作成为日后大规模的地图测绘工作的先导。南怀仁还主持过京郊万泉河的疏浚、京城内外牌楼街道高低的测量等工作。

  南怀仁博闻多能,深精西方科学知识。《欧洲天文学》一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

  南怀仁在著作中多处引用《几何原本》中的命题,并将几何学方面的许多知识介绍到中国。在《仪象学》中,有多幅图表示了几何作图的知识。在介绍几何作图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当时使用的作图和测量工具。

  南怀仁在《仪象志》、(1674)和《穷理学》(1683)两部著作中,介绍了力学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识。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中,介绍了机械方面的许多知识。他的另一部未刊刻的著作《穷理学》也包含了关于简单机械的相当丰富的知识。《穷理学》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683年10月16日)进呈,共60卷,是南怀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依据“格物穷理”之概念,综合以往所成中西会通著作编撰而成,是当时传入西学之集大成者,此书现仅存十数卷残抄本。在《穷理学》的第七卷“轻重之理推”(共131节)中,有82节是关于简单机械的知识。详细叙述了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藤线等六种简单机械的性质、原理、计算和应用。

  南怀仁不仅在其著作中传播机械及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而且实际参与机械工程方面的实践活动。

  南怀仁奉召到北京后不久,他协助汤若望完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就是要设法把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在钟楼里。

  汤若望和南怀仁经过实地察看后,商定了移动和吊起大钟的方案——使用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1661年4月的一天,在他们的指挥下,200名工匠齐心协力操作,终于将大钟移到了预定位置。

  南怀仁在1669年(康熙八年)被重新起用,回钦天监任事,他在治理历法、制造观象台仪器的同时,奉旨完成一件与钦天监工作毫不相干的重要任务——运送孝陵大石牌坊的石料过卢沟桥。

  石块重12万斤,放在16个轮子的特大平板上,套300匹马来拉,这么多的马匹挤在狭窄的桥上,不易驾驭,如果统一不了步调,马匹拥挤蹦跳,可能产生难以估计的巨大震动。假如这样,卢沟桥这数百年的老桥恐怕就承受不住了。南怀仁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改用绞盘来牵引最为稳妥。他的方案被工部采纳,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制成了足以拉动巨石的滑轮和绞盘。运石过桥那天,工部尚书奉皇帝之命亲临现场。桥的西面设12个绞盘,每个绞盘由8名大汉推动;桥的东面设6个绞盘。东西两端的绞盘。东西两端的绞盘用粗大的绳索相连。起动的命令一下,鼓乐齐鸣,绞盘拉动绳索,绳索牵引着十轮运石车稳稳当当地通过了卢沟桥。同年的10月和11月,以同样的办法又把修建陵墓所用的其他巨形石料安全地运过了卢沟桥。南怀仁的方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机械制造方面,南怀仁还在中国进行了汽轮机的最早实验,就是利用一定温度和压力的蒸汽的喷射作用,推动叶轮旋转,从而带动轴转动以获得动力。这个实验在他的《欧洲天文学》的“气体力学”一章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南怀仁为大清王朝服务涉及了众多领域,除上述介绍的之外,他还是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他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一段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应该说都与南怀仁不无关系。

  南怀仁曾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年5月15日(康熙十五年四月初三日),沙皇俄国派遣的特使尼果赖(Nikolai G.Milescu Spathary,1636~1708)等一行到达北京。这位使臣虽掌握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欧洲语言,却不通任何东方语言。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精通满语与汉语的南怀仁成为此次中俄沟通的桥梁。

  南怀仁在俄国使团逗留北京的几个月间(5月~9月),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他作为译员,参加了中俄双边会谈,并翻译了一些官方文书,他将沙皇至中国皇帝的信及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的12条谈判纲领译成中文;又将一些中文文件译成拉丁文。

  南怀仁希望给耶稣会士开辟一条从欧洲经过俄国到达中国家交通线,以俄国为通道和桥梁。为了耶稣会的利益,南怀仁在寻找进入莫斯科的机会,因此他把由于受康熙皇帝信任而得以掌握的清廷外交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俄国使臣,以便让俄国使臣了解中方目的。

  在1676年9月初尼果赖即将返国之际,南怀仁请尼里赖带一封信给沙皇。他在信中强调,他通晓多种语文,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他本人愿意为沙皇效劳。他还将他的拉丁文著作和《坤舆全图》作为礼物赠送。

  此后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发展到交战,直到1686年才出现新的书面,重开谈判之门。1687年南怀仁已重病在身,但对即将举行的中俄谈判会议的背景却有着清醒认识。他知道俄国在欧洲连年战争,疲于奔命,不可能劳师远征东方,因此只可能在东方追求贸易利益。而中国方面既不要战争,也不要贸易,只要求把它认为属于它的土地与俄国势力隔绝,使这些地区安然无事,主要目的是将蒙古和黑龙江流域封闭,不让俄国进入。因此中俄两国不要战争、谋求和平是他们的共同目的,而这一目的也恰恰符合耶稣会的目的:开辟罗马-俄国-中国陆路交通。因此南怀仁想,如果耶稣会士能在这次中俄边界谈判中进行调解,施展外交才能,促其两国实现和平,缔结和约,中俄两国都会感激耶稣会士,从而便于实现他们的目的。虽然南怀仁1688年1月28日不幸去世。但是他的这种看法被他的同会徐日升和张诚继承下来。

  1689年6月,徐日升与张诚随同由索额图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去尼布楚。他们忠实地贯彻了南怀仁在中俄之间缔造和平的遗言,并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帮助缔结了一个成功的和平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在平行互惠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缔结的。这项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部边界。条约缔结后,中国的东北边疆保持了160年的安宁,俄国则获得了贸易利益。而耶稣会则有得有失:从中国方面说,他们得到了清朝政府的信任。1629年康熙皇帝降旨准许天主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从而实现了耶稣会士多年追求的目的。可是从俄国方面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彼得大帝认为耶稣会士在中俄会谈中偏袒中国,背叛了西方利益,因此关闭了耶稣会在莫斯科的居留地,并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从此耶稣会士开辟罗马-俄国-中国陆路的希望成为泡影。

  南怀仁尤其注意利用为康熙皇帝进讲科学的机会,宣传天主教,努力造就有利于传教的局面。南怀仁“以科学助传教”的宗旨,在他不懈努力下,取得很大成功,在他去世四年后,官方即允准天主教合法。

  从1655年来华至逝世,在华近三十年。南怀仁“勤勉竭力,不辞劳瘁”,为信仰奉献了一生,客观上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去世之后,康熙皇帝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

  在明清之际来华而后来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一位身后得到谥号的。谥号是用简单的两个字概括人物生前的功绩和操行,得到谥号的主要是皇帝与大臣,康熙皇帝所赐“勤敏”二字,恰好是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供职期间勤勉、聪敏的恰当评价。

  (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面手,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无所不涉、无所不精,成为雍正帝、乾隆帝时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见插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

  郎世宁1715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就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在绘画创作中,郎世宁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创造出了新的画风,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器重。尽管如此,洋画家郎世宁也必须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待皇帝批准后再“照样准画”的清宫绘画制度,目前保留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郎世宁《百骏图》稿本就说明了这一点。郎世宁还将欧洲的绘画技法传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使得清代的宫廷绘画带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颖画貌和独特风格。

  郎世宁原系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但他在清廷官封三品,一直忙于为皇帝作竟没有机会传教。他擅于采纳中国绘画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今日全球各大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陈列。

  1688年郎世宁生于意大利米兰市,19岁入热那亚耶稣会。不久即运用他的艺术才华为该市修道院内小教堂绘了两幅宗教画。那时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极为向往,年甫弱冠的郎世宁就请求该会派他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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